在讨论批评之前，作者就先确立了一个原则界限：祭祀和战争这样的大事不可随便批评，此外的一切“小事”都可议论，可批评，可表扬。这说明了祭犯和战争的神圣。 重要的是，在可以批评的范围年，我们看到作者持的是一种开明的立场，特意指出批评对地位尊贵者（王公贵族，家长官长）不利，对他们皆可批评。同时，批评要及时，恰到好处，注意褒贬的适当运用。

　　如果在后来的专制时代，这样的言论肯定会被看作是“犯上作乱”，不会见容于统治者，说不定作者还会陷入“文字狱”。 美国作家房龙曾写过一本书叫《宽容》，讲述西方历史上统治者对思想、言论自由的不宽容。其中一些情况，在古代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允许思想自由，更不用说对君王将相王公贵族 的过失错误评头品足了。

　　只要是人，都有所长有所短，批评褒扬实在大正常了。可是，本来很简单明白的道理，由于把人划分出等级，梗越弄越复杂，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这是人类的悲剧，还是历史的悲剧？宽容说来容易，行来就不那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