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骚》应归于“文之枢纽”部分还是归于“论文叙笔”部分一直是“龙学”研究者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认为归于“论文叙笔”部分一派的理由是：“论文叙笔”是文体论，而《辩骚》是论“骚”这一文体的，理应归于“论文叙笔”。

　　认为归于“文之枢纽”部分一派的理由有二：一、“论文叙笔”共二十一篇，在全书中所占分量是很大的；而全书的理论结构，又是在这二十一篇的基础上，来总结文学理论上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刘勰是首先分别探讨各种文体的实际创作经验，再由此提炼出一些理论问题来。因此，整个“论文叙笔”部分，都是为后半部打基础。这样，可以说“论文叙笔”的二十一篇，都具有论文之“枢纽”的性质。但不可能把二十一篇全部列入“文之枢纽”中去。把“论文叙笔”的第一篇《辨骚》列入“文之枢纽”，也正表明刘勰对整个“论文叙笔”部分的重视。二、《楚辞》是儒家经典之后出现最早的作品，即所谓“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并且《楚辞》又是“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也就是说，《楚辞》在儒家经典与后世文学作品之间，具有“枢纽”的作用。

　　这两个理由想要说明《辩骚》应归于“文之枢纽”部分，其实反倒说明了应归于“论文叙笔”部分。认为《辩骚》应是“论文叙笔”中的重要部分而倍受刘勰的重视而被提到“枢纽”部分，而且认为所有的“论文叙笔”都应归于“枢纽”部分而不便才这样分组布局的。

　　我不明白这个意思。如果能全都归于“枢纽”部分，刘勰早就归入了，为什么还要分“枢纽”和“论文叙笔”？能合二为一他一定会合二为一，这不在于数量的多少关键是内容的联系与否。他之所以这样排列、分组，一定是不能合二为一才分开的，是必须分开才分开的。正如《序志》中所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辩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文之枢纽”和“论文叙笔”同属于“纲领”，但“文之枢纽”是“文之枢纽”，“论文叙笔”是“论文叙笔”，他们在“纲领”部分乃至《文心雕龙》整部作品中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认真研读了《文心雕龙》全文、认真研读了“纲领”部分、认真研读了“文之枢纽”、认真研读了《辩骚》之后，我的观点是：《辩骚》必须归在“文之枢纽”部分而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

　　一、《辩骚》必须归在“文之枢纽”部分

　　“文之枢纽”的五篇文章谈的都是关乎全书的关键性问题，其实是刘勰的文学创作原理，是任何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辩骚》之所以放在“文之枢纽”，是因为刘勰依据《离骚》、依据屈原的作品、依据《楚辞》提出了他有关写作的一个重要原则：继承与创新，而《离骚》是将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

　　继承与创新是《离骚》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特出于文坛、诗坛之因，尤其是它大胆奇特的创新更是刘勰推崇、赞美之处。“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也是自古至今一切文章写作必须遵循的原则。继承与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刘勰在“文之枢纽”部分提出的这一原则统摄着后面诸部分。“论文叙笔”所谈论的每一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演变都离不开继承与创新；“剖情析彩”所谈论的每一种创作手法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而且在这一部分有《通变》一文，专门谈论继承与创新的相关问题；文学批评也离不开继承与创新；甚至在《序志》一文说明自己写作《文心雕龙》的意图、目的时也没有离开继承与创新。因为刘勰认为“继承与创新”是“文之枢纽”，而《离骚》是“继承与创新”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必须把《辩骚》放在“文之枢纽”部分，借《离骚》及《楚辞》具体形象地告诉我们为什么要“继承与创新”，怎样“继承与创新”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好处。

　　正如刘勰在《辩骚》中所言：“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我们就结合《辩骚》、《序志》及其它相关篇章，运用刘勰作品中的语言探究他把《辩骚》放在“文之枢纽”部分的意图。

　　对《离骚》历来褒贬不一：“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之所以出现这些“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的评价，标准就是合不合经典。

　　“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这是看到《离骚》继承经典的一面并给予肯定。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弄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猖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这是看到《离骚》不合经典的一面并给予否定。

　　而刘勰既看到《离骚》继承的一面也看到《离骚》创新的一面，既肯定《离骚》继承经典的一面也肯定《离骚》创新的一面并给予高度评价：“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

　　他尤其推崇屈原敢于创新、善于创新的一面，给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评价：“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那么怎样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呢？那就是既继承又创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通变》），“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欬唾可以穷文致，亦不复乞灵于长卿，假宠于子渊矣。”(《辩骚》)

　　创新会有什么好处呢？“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通变》）,“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就能写出“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通变》）的颖脱之文。

　　刘勰还在其它文章中多次谈到有关继承与创新的问题，这里就不再赘述。

　　《辩骚》辩明有关《离骚》历来争议的问题，表明刘勰的态度并以《离骚》为例，具体形象地提出他“继承与创新”的创作原则；《序志》中“变乎骚”再次强调《离骚》最大的特点是“变”即创新；《通变》一篇专述有关“通”（继承）与“变”(创新)的问题。这样不厌其烦的目的何在？

　　《辩骚》、《通变》、《序志》及其它文章中的相关谈论足以证明“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创作原则，他把《辩骚》放在“文之枢纽”的意图已十分明显。

　　二、《辩骚》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

　　《序志》中说：“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意为在“论文叙笔”部分，对于每种文体，都追溯它的起源，叙述它的演变，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并举几篇代表作品加以评论，从阐述写作道理中总结各种文体的基本特点。而且，在“论文叙笔”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都离不开“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这四个方面，而《辩骚》一文中这四个方面都具备吗？

　　就以“释名以章义”为例，在“论文叙笔”部分论述每一种文体的写作必须说明体裁名称的意义：“诗者，持也”（《明诗》）“说者，悦也”，“论者，伦也”（《论说》）“史者，使也”（《史传》）“碑者，埤也”（《诔碑》）“赞者，明也，助也”（《颂赞》）“启者，开也”（《奏启》）“移者，易也”（《檄移》）“戒者，慎也”“教者，效也”（《诏策》）……在“论文叙笔”的每一篇文章里，“释名以章义”是必不可少的，而在《辩骚》一文中，根本就没有解释“离骚”为何意，而“离骚”的意义又是各家在谈到《离骚》时必须谈论的问题，可喜欢“释名以章义”的刘勰却在《辩骚》中对这一大家都感兴趣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为什么？因为刘翁《辩骚》之意不在“论文叙笔”而在“文之枢纽”，因为刘勰要用《辩骚》谈枢纽之一----“继承与创新”，而不是为了“论文叙笔”，谈论文体“骚”及楚辞的。这是《辩骚》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的理由之一。

　　退一步来说，如果把《辩骚》归在“论文叙笔”部分，《辩骚》也不应该是“论文叙笔”的第一篇，最多也只能放在第二篇。就产生的时间而言，《诗经》先于《离骚》；就成就与影响而言，《诗经》高于《离骚》。《离骚》在文学发展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但它是承上之《诗经》而启下的，如果把《辩骚》归在“论文叙笔”部分，《辩骚》应该在《明诗》之后的，怎么能成为“论文叙笔”的第一篇呢？这于情于理都解释不通啊。这是《辩骚》不能归在“论文叙笔”部分的理由之二。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在《序志》中已经很明确写出了“文之枢纽”包括哪五篇文章及其理由。《辩骚》是“文之枢纽”的一部分，理由是“变乎骚”，刘勰就是看重《离骚》“变”的特点，而“变”是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之一，是刘勰文论的重要原则之一。

　　我们应该如何阅读前人或他人的作品？应该如何解决我们阅读时产生的疑难问题？最可行的方法是认真研读原文，在文中找答案，即所谓的“答在文中”。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为什么这样安排而不那样安排，其实这些意图作者在文中早已交代得十分清楚，关键是我们是否认真研读原文了，我们是否明了了作者的苦心安排。

　　关于如何阅读文本，刘勰也已说得很清楚：“将核其论，必征言焉”，可是，我们征其言来核其论了吗？没有。我们是用我们的想当然来强解释它不应该这样，它应该那样，但这还是刘勰的本意吗？这还是刘勰的思想吗？那只是强扭的瓜，不甜。

　　“圣人之情，见乎文辞”刘勰之情也见乎其文辞之中，我们用心体会了吗？

　　关于如何进行文学评论、如何进行文学鉴赏，刘勰在《文心雕龙》批评论专论《知音》中写得很清楚：“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我们是否披文以人情了呢？我们是否沿波讨源了呢？我们是否觇文辄见其心了呢？不，我们深废浅售了。

　　当我们披文以人情沿波讨源之后我们觇文明了了刘勰其心，明了了刘勰把《辩骚》归在“文之枢纽”的意图与原因是：“继承与创新”是《离骚》的特点，“继承与创新”是文章写作的重要原则之一，“继承与创新”是刘勰文论《文心雕龙》的枢纽之一。

　　很多研究者认为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三篇文章归入“文之枢纽”部分，是刘勰的宗经思想在作怪，《正纬》、《辩骚》两篇文章也是因为与经典有一定关系才要放在文之枢纽里，以此显示刘勰不能摆脱儒家宗经思想的束缚，显示刘勰的局限性。

　　其实这都是对刘勰的误解。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不是为了宣扬儒家的宗经思想，而是为了文章写作。《原道》是探求自然之规律、探求写文之规律，做任何事都有规律可循，写文章也需要遵循规律而且也有规律可循。《征圣》是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圣人能懂得精妙的道理，因为他们具有特出的聪明才智他们把精妙的道理写成文章，以自己灵秀的气质构成文采，圣人虽成过去，但他们的精神却永垂不朽。“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衔华佩实”是圣人著作的突出优点。认为圣人的作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这些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师乎圣”，希望写作者能以圣人为师，学习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写出优秀的作品。《宗经》是探求经典的特点及其对后世的意义：“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性灵熔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后世作者如果能学习经书的这些特点就能创作优秀之作：“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

　　《原道》探求写文之规律，《征圣》探求儒家圣人从事著作的态度及精神，《宗经》是探求经典对后世创作的借鉴意义，《正纬》阐明他的创作原则“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辩骚》阐明他的创作原则“继承与创新”。这五篇文章作为《文心雕龙》的“文之枢纽”，各自阐明了刘勰的五个创作原则：“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至此，“文之枢纽，亦云极矣”。

　　遵从规律，学习圣人，借鉴经典，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继承并创新，这五个方面是写作优秀作品必须遵守的原则，是刘勰为了后世作者创作出优秀作品总结的创作原则，“文之枢纽”乃至整部《文心雕龙》都是为了文章写作，而不是为了宗经宣经。

　　综上所述，我认为刘勰把《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辩骚》五篇文章归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不但不能显示他的局限性，反而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胆识。尤其是《辩骚》，一定要尊重刘勰的原意归在“文之枢纽”部分，因为在这一篇中刘勰提出了他文学理论的重要创作原则“继承与创新”。

　　而且，刘勰不仅是这一创作原则的明确提出者，也是这一创作原则的坚定实施者，他的《文心雕龙》就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开出的一朵艳丽奇葩。他不仅说给人们听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做给人们看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身先士卒、身体力行、说到做到，其说服力、影响力自不必说。

　　这是我对于《文心雕龙》“辩骚”篇的一点浅陋见解，弄斧于班门，请教于方家，以期提高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