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习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国人有值得骄傲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率先指出中国人有这“四大发明”的，倒不是中国人自己，而是英国人李约瑟。
李约瑟是科学家，在英国的生物化学实验室做研究。1937年，三位中国留学生到了Hopkins爵士的实验室，于是，37岁的李约瑟开始学习中文，并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
1942年，急需提高中国军民士气的蒋介石，把李约瑟以及与他一起搞研究的中国留学生鲁桂珍接到了重庆，让他们到中国来实地研究中国科技史。一年之后，也就是1943年，在重庆搞出了“四大发明”的研究成果，轰动了世界。“四大发明”在抗战进入关键时期及时提出，大大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斗志，当时有人称，李约瑟的研究，“抵得上共和国卫队10个师”
一个民族在某些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的确是让人鼓舞的。它的正面作用，就是让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并激励我们继续努力。但有时候，来揭秘吧认为人也容易躺倒在曾经有过的荣誉之上，妄自尊大，缺少反省精神和向别人学习的胸襟。在这种情况下，荣誉反而成了包袱。也许是为了向这种人泼点冷水吧，近时不断有人对“四大发明”提出质疑，其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是火药。质疑者认为，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指的是“黑火药”，和后来大规模用于工程和军事的黄火药不是一回事。黄火药跟黑火药在原理、性质、方法、用途等诸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黑火药的制造方法是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合在一起，基本上属物理范畴，是一种混合物。
黄火药的制造方法是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我们时常不无遗憾地说：外国人用火药做枪炮杀人，中国人却用火药做鞭炮听响。其实这是由黑火药和黄火药的性能所决定的，并不是中国人没想到火药可以用于军事。
黄火药跟黑火药之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谈不上谁启发谁。其一开始就是从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体系。黄火药只是这个体系中几类产品的俗称，这个系列中的各种发明满足了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需求。
黑火药的种类也有上百种之多。中国使用的黑火药只是其中之一。黑火药可用于导火索、烟火药等，在欧洲长期被用于烟火和纵火，也曾被用来作为枪炮的发射药，但主要适用于中世纪的那种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枪、火铳，而近现代枪炮的发展与黑火药基本就没什么关系了。
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体系中，从火帽底火所用的击发药，到雷管等用的起爆药，到弹筒中的发射药，弹体里装填的猛炸药，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全部使用黄火药系列。
其次是指南针，质疑者认为，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
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的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惟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科技的含量实在太少。
现在也还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这种罗盘与我们的“司南”模型相比，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早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比中国人航海活动的范围要广大得多，为什么不能设想他们也已开始使用磁罗盘了呢？
再次是印刷术。虽说宋代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比德国人约翰?谷登堡发明的铅活字印刷早约四百年，但质疑者认为，虽然这两种技术都使用了活字，但在不少方面是不同的：如一个是原始手工，一个是机械操作；一个是胶泥雕刻活字，一个是合金浇铸活字；一个使用水墨，一个使用脂肪性油墨，等等。
相比之下，毕昇是雏形状态的原始手工泥活字印刷术，而古登堡是伴随一整套印刷工艺为代表的近代印刷工艺技术。两者的方法原理相差很远，技术复杂程度更是不可相提并论。
至于蔡伦造纸，虽然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生产新工艺，有着不可否认的历史地位，但在造纸史上，却不是最早的。
这些关于“四大发明”的质疑引起了好多争议，但是质疑的理由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如视其为针对头脑发昏、妄自尊大者的一帖清凉药，倒也未免不可。
来揭秘吧认为，把古代中国发明创造的作用无限夸大，说什么没有中国的火药就没有近现代的军事和工业；没有中国的指南针，就没有地理大发现等等，这些貌似爱国的说法，其实于国于民都是非常有害的。
相关阅读：四大文明古国是现在的哪四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