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一座美丽的国际大都市，它坐落在长江口的南岸，一万年前这里还是汪洋大海，五六千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沙滩，它是怎样变成陆地的呢？
约在一亿八千万年前，上海就是古老的大陆架--扬子台地的一部分。到了六千万年前，上海和我国东部其他地区一样都经受了强烈的地壳运动，地下炽热的岩浆沿着地壳的破裂处涌出地面，形成了一些山丘，这就是今天的余山、天马山等九峰。以后，上海地区地壳的趋势是逐渐沉降，于是长江带来的泥沙就一层又一层地淤积在这块陆地上，形成了多层重叠的古三角洲。
距今一万年前的大理冰期结束后，冰川消融、海面上升，古三角洲的大部分又沦为浅海。其后，海面的上升速度渐渐减缓，而泥沙的淤积速度超过了海面上升和地体下降的速度，于是开始了新三角洲的发育。
距今五六千年前，长江口还在今天的镇江、扬州一带，海湾北岸沙嘴从江都向东北延伸，至海安李堡附近与岸外沙堤连接，形成了里下河低洼地区；南岸沙嘴自江阴以下向东南方向延伸，与钱塘江北岸沙嘴连接，使海湾封闭形成泻湖，最后葑淤成太湖平原。当时的海面已经接近目前的水平，但是海岸线只在福山、梅李、支塘、太仓、外岗、黄渡、盘龙镇、漕泾一线。
1969年冬天，上海农民在马桥境内开挖俞塘河，挖到两米深的地方发现了大片堆积得很厚的贝壳沙层，一般有四十厘米，最厚处达一米半，越向东去，贝壳沙层越薄，这条南北向的贝壳沙堤就是当年的海岸线。由于长江泥沙的淤积和波浪、潮汐的顶托作用，沿着海岸线形成了几道平行的沙与贝壳混合构成的堤岸，在有些地段，这些堤岸已被埋人地下，有些地段现在还高出地面一两米，民间俗称"冈身"。
冈身在松江故道的北面并列有五条，最西边的一条在太仓、外岗、方泰一线，最东边的一条在娄塘、嘉定、马陆、南翔一线，东西相距六到八公里；冈身在松江故道的南面并列有三条，分别称为沙冈、竹冈和紫冈，最西边的一条在马桥、邬桥、漕泾一线，最东边的一条在诸翟、新市、柘林一线，东西相距一到二公里。
冈身上的马桥遗址年代约为距今四千年左右，冈身以西则分布着许多距今六干至四千年间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而冈身以东从未发现过东晋以前的文物，这说明冈身在五六千年前已经形成，而且一直维持到公元3世纪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它意味着在这一个历史时期内长江流域的生态非常良好，植被茂盛，水量丰富，江水含沙量少，所以水下三角洲尚未堆积，河口三角洲也没有发育。
但是从公元4世纪东晋南渡以后，长江流域逐步得到开发，于是森林遭到破坏，水土大量流失，长江口泥沙沉积速度也加快了，长江南岸沙嘴也就不断地向东推进，东晋时修筑的沪渎垒已在冈身以东约十公里的地方了。
唐代的时候在北起宝山的盛桥、月浦、江湾，中经川沙的北蔡，南至南汇的周浦、下沙、航头一线，形成了一条与冈身平行的沙带，在北蔡西南、沙带内侧的严桥发现了唐代遗址，这说明到公元10世纪的唐代，今天上海市区的大部分都已经成为陆地了。
宋代海岸继续向东推进，北宋时从吴凇江口到海盐一线筑了长达七十五公里的捍海塘。到南宋，这条海塘历经百年已经损坏，于是又修筑了里护塘，其走向大约北起高桥，南经川沙、祝桥、南汇、大团、奉城直至柘林。近年来在里护塘内侧的高桥和惠南镇都发现了南宋的墓葬，大团镇西也发现了大量宋元瓷片，这说明里护塘实际上是宋代的海岸线。从东晋到南宋才八九百年，海岸线从冈身到里护塘就向东推进了三十多公里，而东晋前的两三千年问冈身只向东移动了几公里，可见江南地区的开发对长江的影响之大。
宋代以后，长江主流改由崇明岛以北的北支人海，南岸沙嘴因泥沙不足而伸展缓慢，所以推进幅度不大。明代万历年间，在里护塘外侧修筑了外捍海塘，向外伸展最远的述不到五公里。清雍正年间，南汇知县钦连重新整修了外捍海塘，所以它又被称作钦公塘。
上海这座城市就好像一个有生命的肌体。从高空俯看：纵横交织的道路犹如动脉，把城市分成若干个小区；每个小区之内，又有许多建筑与建筑之间形成的小通道，它密密麻麻布满全城，就像毛细血管那样细小却充满了生机。对这些小通道，各时代、各地区、各民族都有不同的称呼，上海人则把它唤作“弄堂”。
“弄堂”古时写作“弄唐”。
“唐”是古代朝堂前或宗庙门内的大路。这个汉字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就已出现。它在古代汉语中有多种含义，后来作为“大路”的这层意义渐渐被历史冲淡。及至近现代，人们已记不起“唐”这个字与建筑学有什么联系，因而代之以另一个在建筑学上有意思的汉字“堂”。“堂”原来是对房间的称谓，与大路、小巷无甚关系，但在近现代汉语中，它与建筑学的联系毕竟比“唐”更紧密些，而且又与“唐”谐音，这样“弄唐”就演化成了“弄堂”。
其实，称“弄堂”的不只是上海人，中国江南地区都这样称呼。但是弄堂能与北京的胡同一样著称于世，却主要是因为近代上海大批里弄住宅的兴起。
城市中被道路划分出的小区，在古代中国称之为里坊。一个里坊往往就是一个基本的行政管理单位，其中有民居、寺院、官僚府第等。民居的建筑都由自家投资建造，所以一坊之内的建筑各各不同，住宅的所有者通常就是使用者，所有权和使用权往往是合一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直到十九世纪中叶几乎无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