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夏文化的认识，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这个显赫14代17王，近5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桀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人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人民显赫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颍川郡阳翟县下引)“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另外，文献中也较多地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所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例如阳城，一说在颍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州)；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以及沁、丹水流域。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以及其他刊物先后报道了王城岗遗址的情况，并以认为王城岗遗址是夏代的重要城址。
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的地望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前者可详见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的《禹都阳城考》，后者史书中也有较多记载，《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
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综上所述，探索夏墟问题，只能在夏代活动的地域范围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充分认识夏文化的渊源，了解它的社会发展阶段，掌握地域的分布范围和时间的断代；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得到解决。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来揭秘吧认为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