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祭祖祀神的乐歌。它描写了祭祀的全过程，从祭前的准备一直写到祭后的宴乐，详细展现了周代祭祀的仪制风貌。但《毛诗序》却称此诗：“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读过此诗，再回观《毛诗序》，不难看出它的牵强附会。朱熹在《诗序辨说》里就已指出：“自此至《车辖》凡十篇，似出一手，辞气和平，称述详雅，无风刺之意。《序》以在变雅中，故皆以为伤今思古之作。《诗》固有如此者，然不应十篇相属，绝无一言以见其为衰世之意也。”朱熹的这段议论甚为中肯合理，故得到了后世不少学者的赞同。如黄中松《诗疑辨证》说：“古人身居衰季，遐想郅隆，恨不生于其时，而反覆咏歌，固无聊寄托之词也。然追慕之下，必多感慨；词气之间，时露悲伤。而十诗典洽和畅，毫无怨怼之情，何以变欣慰为愤懑，易颂美为刺讥乎？故就诗论诗，朱传得之者盖十八九矣。”
至于祭祀者的身分，朱熹则以为是卿大夫，他在《诗集传》中指出：“此诗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其宗庙之祭。”后世学者多不同意朱熹之说，以为祭祀者当为周王。如范家相《诗渖》云：“按《左传》引‘我疆我理’二句，明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则非公卿可知。《周礼·钟师》云：尸出入奏《肆夏》。又《左传》：金奏《肆夏》之三。诗曰：‘鼓钟送尸’。是金奏《肆夏》也，公卿焉得用之？《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由赵文子始也。如以为公卿大夫之诗，则仍是衰世之音矣。”胡承珙《毛诗后笺》云：“《集传》公卿之说，不独初祭求神、鼓钟送尸非公卿所有；即如絜牛骍牡之牲、君妇诸宰之号、奏寝之乐、燕毛之礼、千仓万箱之入、四方八蜡之祭，皆非公卿所宜有也。”以上诸说均可谓言之有据。
不过，今人论诗者也并不泥定此诗为写周王祭祀。郭沫若在《青铜时代》中论及此诗时说：“这首诗，在年代上比较更晚，祭神的仪节和《少牢馈食礼》相近。彼礼，郑玄云‘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祢于庙之礼’，虽不一定就是这样，但足见其礼节之晚。主祭者的‘孝孙’可能是周王，可能是那一国的诸侯，也可能是卿大夫。在春秋末年鲁之三家已用‘雍彻’，季氏已用‘八佾舞于庭’，天子诸侯卿大夫的仪式并没有什么区别了。”（《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又陈子展云：“我们以为《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可能是西周初年王室也就是大奴隶主一家举行宗庙方社田祖等祭祀所用的诗乐。诗里称我，我孝孙，像是周王自称；诗里称尔，尔孝孙，像是诗人称周王。我以为此诗非孝孙自作，当是史巫尸祝之流所作。”（《雅颂选译》）
全诗共分六章。第一章写祭祀的前奏。人们清除掉田地里的蒺藜荆棘，种下了黍稷，如今获得了丰收。丰盛的粮食堆满了仓囤，酿成了酒，做成了饭，就可用来献神祭祖、祈求宏福了。第二章进入对祭祀活动的描写。人们步履整肃，仪态端庄，先将牛羊涮洗干净，宰剥烹饪，然后盛在鼎俎中奉献给神灵。祖宗都来享用祭品，并降福给后人。第三章进一步展示祭祀的场景。掌厨的恭谨敏捷，或烧或烤，主妇们勤勉侍奉，主宾间敬酒酬酢。整个仪式井然有序，笑语融融，恰到好处。二、三两章着力形容祭典之盛，降福之多。第四章写司仪的“工祝”代表神祇致词：祭品丰美芬芳，神灵爱尝；祭祀按期举行，合乎法度，庄严隆重，因而要赐给你们亿万福禄。第五章写仪式完成，钟鼓齐奏，主祭人回归原位，司仪宣告神已有醉意，代神受祭的“皇尸”也起身引退。钟鼓声中送走了皇尸和神灵，撤去祭品，同姓之亲遂相聚宴饮，共叙天伦之乐。末章写私宴之欢，作为祭祀的尾声。在乐队伴奏下，大家享受祭后的美味佳肴，酒足饭饱之后，老少大小一起叩头祝福。
读这首诗，可以想见华夏先民在祭祀祖先时的那种热烈庄严的气氛，祭后家族欢聚宴饮的融洽欢欣的场面。诗人运用细腻详实的笔触将这一幅幅画面描绘出来，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全诗结构严谨，风格典雅，由序曲到乐章的展开，到尾声，宛如一首庄严的交响乐。陈子展《诗经直解》引孙缄云：“气格闳丽，结构严密。写祀事如仪注、庄敬诚孝之意俨然。有境有态，而精语险句，更层见错出，极情文条理之妙。读此便觉三闾《九歌》微疏微佻。”孙氏此评颇为精切，陈氏指出：“此正道出《雅》、《颂》与巫音《九歌》不同处。”
作为一首记载古代祭祀活动全过程的诗，它对于古代文化，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它向读者昭示了人类进入农耕社会之后的祭祖活动的真实情景与特有风貌。例如“尸”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就是很耐人寻味的。诗中写到的“皇尸”就是这一礼仪制度的反映。尸是用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扮为祖先神灵化身的人，他代表神祇接受祭享并传达神意，赐福保佑行祭者。《白虎通·祭祀》云：“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听之无声，视之无形。升自阼阶，俯视榱桷，俯视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虚无寂寞，思慕哀伤，无所写泄，故坐尸而食之，毁损其馔，欣然若亲之饱，尸醉若神之醉矣。”《通典》称：“自周以前，天地宗庙社稷一切祭享，凡皆立尸。秦汉以降，中华则无矣。”这些论述都有助于读者理解尸的来龙去脉。尸的问题只是所举出的一端，此诗以及其他诗篇中所传达的文化人类学的讯息是丰富的，需要作进一步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