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充满着忧愤情绪的哀怨诗。从诗本身所表述的内容来看，当是诗人的父亲听信了谗言，把他放逐，致使他幽怨哀伤、寤寐不安、怨天尤父、零泪悲怀。《毛诗序》说：“《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毛传还补充说：“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说（悦）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臼，将杀之。”对于这一历史史实，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记述得更为详实。但此诗是宜臼自作，还是宜臼之傅所作，各家又有不同说法。宋人朱熹在《诗集传》中说：“幽王娶于申，生太子宜臼，后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其谗，黜申后，逐宜臼，而宜臼作此诗以自怨也。序以为太子傅述太子之情以为是诗，不知其何所据也。”可是，他在注《孟子》时，又反赵岐注而认为是“太子傅之作”，并在《诗序辨说》中说：“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可见，他也是首鼠两端，举棋不定的。三家诗又与上述诸说大相径庭，提出了新说。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说：“鲁说曰：《小弁》，……伯奇之诗。……（尹）吉甫娶后妻，生子曰伯邦，乃谮伯奇于吉甫，放之于野。伯奇清朝履霜，自伤无罪见逐，乃援琴而鼓之（指《履霜操》一诗）。宣王出游，吉甫从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于宣王。王闻之，曰：此孝子之辞也。吉甫乃求伯奇于野而感悟，乃射杀后妻。”孟子解此诗时，曾说“《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孟子·告子下》）”，赵岐注《孟子》，又据鲁诗说而定为伯奇之作。因此后世的学者，有持毛说者，有持鲁说者，持此者非彼，持彼者非此，致使读者也莫衷一是。还是余冠英在《诗经选》中说得好：“这些传说未可全信，但作为参考，对于辞意的了解是有帮助的。”至于还有人说这是一篇“弃妇之词”（袁梅《诗经译注》），更只能“姑备一说”了。

　　全诗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先言“我独于罹”的忧伤和悲痛。作者以“弁彼鸒斯，归飞提提”的景象为反衬，以“民莫不谷，我独于罹”为对比，以“心之忧矣，云如之何”为感叹，充分揭示他内心沉重的忧怨之情。他无罪被逐，只有对天呼喊：“何辜于天？我罪伊何？”第二章就他放逐在外的所见景象，抒发自己内心的伤感。平坦大道上生满了杂乱的茂草，象征他平静的生活突然产生了祸端。他愤怼悲伤，“惄焉如捣”，卧不能寐，“疢如疾首”，并容颜早衰，诗句形象地展示出他忧怨交织的心情。第三章叙述他孝敬父母而反被父母放逐的悲哀。他虽然面对父母所栽的桑梓“必恭敬止”，对父母怀有恭敬孝顺之心，但和父母的关系是“不属于毛，不罹于里”，所以只有无奈地归咎于上天：“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语言极其沉痛。第四、五两章又以在外所见，叙述自己苦无归依、心灰意懒的痛苦心情。“菀彼柳斯，鸣蜩嘒嘒；有漼者渊，萑苇淠淠”，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而自己却“譬彼舟流，不知所届”；“鹿斯之奔，维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多么欢畅而富有生机，而自己却“譬彼坏木，疾用无枝”。他孤苦一身，漂荡无依，其内心的痛苦忧伤，别人是无法理解的，更见逐子失亲的悲痛。第六章埋怨父亲残忍，不念亲子之情。他说，野兔投网还有人放走它，人死于道路还有人埋葬他，而父亲忍心放逐自己，只有使自己“涕既陨之”了。第七章指责父亲，揭示出了被逐的原因。他指出，“君子信谗”，不仅“不舒究之”，反而“如或酬之”，结果颠倒了是非、曲直，“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于是，诗人的内心也由“忧”进而“怨”了起来。最后一章，进一步叙述自己被逐后的谨慎、小心而警戒的心情。他感到他的灾祸背景就像山泉那样高深难测，因而警惕自己“无易由言”。因为“耳属于垣”，会随时让坏人抓住把柄、进谗陷害。但这四句，又有些痛定思痛的意味，既求告人们不要再去触犯他，又心灰意懒地感到后事难卜、前途渺茫。这四句亦见于《邶风·谷风》，可能是当时习用之辞，是自己特殊境遇中复杂心情的比拟说法。由此可见，这首诗以“忧怨”为基调，对自己被逐后的悲痛心情，反覆倾吐，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表述和揭示，感情沉重，言词恳切，致使忧怨哀伤之情充满纸上，对读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作者在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时，采取了多样的艺术手法，或正面描述，或反面衬托，或即眼前之景以兴内心之情，或以客观事物的状态以比喻自己的处境。赋、比、兴交互使用，泣诉、忧思结合，内容丰富，感情深厚，给人以具体、形象的感受。

　　在组织结构上，其布局也是精巧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说它“整中有散，正中寄奇”，“离奇变幻，令人莫测”，确实颇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