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期，各诸侯国贵族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统治地位，竭力网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而社会上的“士”（包括学士、策士、方士或术士以及食客）也企图依靠权贵获得锦衣玉食，因此养“士”之风盛行。当时，以养“土”著称的有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和楚国的春申君，后人称为“战国四公子”。本篇即是孟尝君的专传。

　　孟尝君即田文，是齐国宰相田婴的庶子，以其机警锋利的言谈博得田婴的赏识，取得太子地位后承袭了田婴的封爵。他认为“相门必有相”，为了出人头地，广泛招揽“宾客及亡人有罪者”并“舍业厚遇之”，得食客三千人。湣王派他入秦为相，被扣押，终赖食客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逃出秦国。归齐后任齐相，后因湣王猜忌出奔，任为魏相，联合秦、赵等国攻破齐国。从此，中立于诸侯国之间。对于孟尝君其人，司马迁以“好客自喜”论之，是颇具慧眼的，在指出他好客“为齐扞楚魏”（《太史公自序》）这一客观作用的同时，强调他“自喜”的动机，明唐顺之说：“赞其好客，美刺并显，太史公断之曰‘自喜’，盖斥其非公好云。”（《精选批点史记》）清李晚芳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孟尝君好客“但营私耳”（《读史管见》），可谓一语破的。传文还记述了寄食于孟尝门下品类错杂的各色人物，这对于我们认识当时食客这个社会层面的复杂性及其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抓住人物生活经历中的典型事件来展示人物的性格及其发展，是本传在写法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如写孟尝君做太子前，以“忘公家之事”、“不见一贤者”来诘难其父，说明这个庶子权略过人，颇为自负；写他做了太子之后在逃离秦国的路上砍杀非议其相貌的赵国百姓，则表明极端的虚荣心使他变得凶狠残忍。作者写他任齐相后企图挟韩、魏对秦进行报复以及免相后又怂恿秦国伐齐，最后入魏任相联合诸侯攻破齐国。从中不难看出，孟尝君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势，可以不择手段，直至对齐国反眼不识。作为历史人物的孟尝君，其为人是不足取的；但作为文学形象的孟尝君，却不失为性格复杂的活生生的“这一个”。精心安排次要人物作陪衬来刻画主要人物，是本传在写法上的另一特点。“好客喜士”是孟尝君性格的一大特征，他所求之士，所喜之客，必然反映他的任人标准。作者不仅写了救他一命的鸡鸣狗盗之徒以及替他大打出手的凶顽恶棍，还写了一位被他“怒退”却颇有头脑的魏子，而集中笔墨刻画的则是冯騅。此人头脑清醒，有才干，也能效忠其主，但他竭力为趋炎附势的食客们抗辩，大讲“趣市”利己的市侩哲学，而孟尝君则“敬从命矣”，原来他们的人生哲学毫无二致，孟尝君的所作所为就是证明。这些食客们的言行或遭遇，无不折射出孟尝君的思想性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宋王安石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读〈孟尝君传〉》），是不无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