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专记卜筮活动的类传。“龟策”是指龟甲和蓍草，古人用它来占卜吉凶。《礼记·曲礼上》曰：“龟为卜，策为筮”。说明古时卜用龟甲，筮用蓍草。《太史公自序》曰：“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然各以决吉凶。略窥其要，作《龟策列传》”。它指明了写作此篇的动机与缘由。司马贞《史记索隐》认为：“龟策传有录无书，褚先生所补。其叙事烦芜陋略，无可取。”张守节《史记正义》亦曰：“《龟策》言辞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刘知几在《史通》中具体指出：“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且龟策所记，全为志体，向若与八书齐列，而定以书名，庶几物得其朋，同声相应者矣。”这些评说集中代表了对《龟策》所持的否定意见。然以历史的观点，平心静气，研读此篇，观其寄意，全文并非皆无可取之处，全篇也难断皆为褚先生所补。正如李桢所言：“观其寄意微妙，夫岂少孙所能？……篇中具列三代祯祥，后又杂引周公讨纣，晋文、晋献、楚灵之卜，以见卜筮分异吉凶，其兆应初无不信城，而必要诸时人之明察，隐以见汉事之不必然也。末援据书之稽疑，以明古有而不专之道，所以通帝之蔽，莫切于此。”（《畹兰斋文集》卷一）史公在文中强调指出，龟兆能预示出内在的趋势，而人能看到外部的表现；君子认为那些轻视卜筮不信神明的人是糊涂，背弃人谋、而只信从吉祥之兆，鬼神也得不到应有的对待；《尚书》记载了解决疑难的正确方法，要参考五种见解，卜和筮为其中两种，“五占从其多，明有而不专之道也”。它集中反映了史公以圣人重事，必择贤用占的正确主张，其意可谓深邃透辟。

　　至于褚先生所补内容，其一写太卜所得古代占龟之说，叙事尚简。其二写宋元王梦见神龟，“江使触网，见留宋国。神能托梦，不卫其足。”可谓叙述生动，引人入胜，善于剪裁，详略得当。尤以元王与卫平的对话描写十分突出，一问一答，颇具情理，措辞平易，说服力强，真实地揭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其三写西汉时期卜筮的各种卦体及命兆之辞，多达六十七条，具体而详尽，为今人提供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其存录之功，不可没。但这方面的内容十分繁杂，而行文又多重沓，言其烦芜鄙陋亦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