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类传，记述前期以酷刑峻法为统治工具，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十几个官吏的史实。特别对汉武帝时代的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作了集中而概括的描写。司马迁所以要这样写，是因为汉武帝喜用酷吏，打击豪强，抑制商贾，惩治贵戚*吏，以加强中央集权，聚敛财富，应付其挥霍和对外战争的需要。汉武帝这样做的结果，固然能强化皇权，保持国家的统一，但是酷吏的严刑峻法和残酷杀戮，也使各阶层的人们特别是普通百姓遭受意想不到的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实际上多为官逼民反的起义者）多有”，“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作者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中，所以前人说本文是“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苧田《史记菁华录》）。实际上作者把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说“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天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说“汤尝病，天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司马迁“深慨”（张云璈《读酷吏传》）之情，“悲世之意”（刘熙载《艺概》），溢于言表，反映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当然作者对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质，如对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贵戚”，“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的廉洁奉公的品德，和“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的治绩都大力赞扬，甚至说“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显示了作者公允的史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史记》一贯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体现了司马迁美刺艺术的重要原则。

　　此文把十几个人的史事集于一篇，却能以严酷苛暴为线索，使全文结构严谨，前后一贯，绝无零乱割裂之感，真是“结撰灵妙”（姚苧田《史记菁华录》）。但文中对每个人物的叙述却各不相同，有主有次，有详有略，如写张汤较详，写晁错较略，“笔力极其变化”（唐顺之《唐荆川精选批点史记》），“笔态千曲百折”（姚苧田《史记菁华录》）。本文还以“短悍为主”（牛运震《史记评注》），文字非常精炼，但重点却很突出，表现了作者杰出的叙事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