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记叙西汉前期多位五经儒学大师的事迹，并附带言及大师们的传承弟子数十人，主要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儒学兴盛的局面。它是合写众多儒学之士的专题性类传，因以“儒林”标题。

　　文章最精采处是传前的长篇序言，它是一篇出色的史论。作者以深沉的慨叹发端，自然地引出了对几百年儒学兴衰史的回顾。在他扼要讲述自孔子以来儒学所走过的坎坷途程时，着重表现的是儒学虽历经劫难，但在其诞生地鲁国及其毗邻的齐国一带却深入人心，相沿不废。这说明一种文化传统一旦形成，便具有暴力亦无法绝灭它的坚韧的生命力。后面传文写到的汉儒经学大师及其有成就的弟子不是大多为齐鲁间人吗？这也正说明汉代儒学的复兴乃是直接依*历史文化传统的遗留，是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的恢复和弘扬。那么，促使儒学迅速复兴的现实条件又是什么呢？作者不惜笔墨，在序的后半部以详载丞相公孙弘的奏章做了不言而喻的回答。就这样，作者以“通古今之变”的深邃眼光，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说明了汉代儒学在武帝朝勃然兴盛的原因。不过，这种“说明”是比较隐蔽的。综观序言的写法，是寓论于史，亦叙亦议，作者的分析评判就融合在富于感情、要言不繁的叙述文字中，似水乳一体而莫辨。这和其它类传序言往往直接阐发思想观点的做法，颇为不同。

　　有的当代学者指出，本篇“是司马迁首创的教育史传”，“因为在古代，教育是通过传播儒学来发展的”（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诚然，孔子著述讲学，既是儒学之祖，也是一代教育宗师。公孙弘人品低劣，但他请求立五经博士为官学教师，广收弟子授业，将礼乐教化从京师推向各地，却是在倡导儒学的同时，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故《太史公自序》说：“自孔子卒，京师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间，文辞粲如也。作《儒林列传》第六十一。”由此可知，作者为一批儒学大师作传，之所以略于介绍思想学说，而不忘言及其美德、治学态度和受业弟子如何众多、如何有成就，目的就是要表彰他们以言传身教在培养人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本传按五经《诗》《书》《礼》《乐》《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其中着墨多寡不一，凡述之详者，往往触及儒学内部的问题。如写辕固生和黄生的争论，暴露了儒家学说自身的矛盾和缺欠；写董仲舒先后遭到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排挤陷害，反映了一些儒者的卑鄙和儒林人际关系的复杂；写兒宽善以经义断狱而位至三公，却从不匡谏天子，说明在重用儒生的新政策下潜伏着某些令人担忧的弊病，凡此都颇有耐人玩味的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