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公孙弘和主父偃的合传，并附录了徐乐、严安的两篇奏疏。至于篇末的王元后的诏书和班固的赞语，皆为后人所加，非司马迁原文。

　　传中记述了平津侯公孙弘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传中也记述了主父偃与徐乐、严安谏止征胡及通西南夷之事，表现了他们反对穷兵黩武，重视民间疾苦的思想；特别记述了主父偃“诸侯得推恩分子弟”的主张，这是名为推恩，实则削藩，打击诸侯势力的极好主张，对于加强和维护汉代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重要意义。传中虽对主父偃骄横之势有所讽刺，但对他的不幸也表示同情，特别是对当时的世态炎凉深有感慨，寓含着司马迁自己的身世之感。

　　此文把公孙弘和主父偃这样两个虽有共同的政治态度，但却是冤家对头的人，放到同一传中加以记述，更能看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传文中插入徐乐和严安的奏疏，因其思想与主父偃和公孙弘的思想一致，因而并不感到游离，相反却起到强化主旨的作用，显示了司马迁谋篇布局的缜密性和处理材料的灵活性，给后世写史者以启发。

　　本传选材主要集中在如何对待匈奴和西南夷的问题上，中心突出，有利于表现主题。另外本文记事简约，前后照应紧凑。特别是论说的内容多以奏疏形式出现，使叙论相间，浑融交错，既突出了史实，又很好地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太史公曰”一段，作者以“悲夫”二字收束全文，增强了文章的感情色彩和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