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要求当政者实施仁政的鼓吹与呐喊。具体落实到两个方面：一是“法先王”；二是选贤才。

　　“法先王”是因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相反，“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来之有也。”正反两方面的道理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一定要“法先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实际上也就是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思想的继承。

　　选贤才是因为“惟仁者宜在高位。”一旦不仁者窃据了高位，奸邪当道，残害忠良，必然就会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世风日下，天下大乱。历史依据不胜枚举。所以，一定要注意领导干部的选拔。

　　这两个方面在《论语》、《孟子》中都不是什么新思想，而近乎老生常谈了。倒是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说法成为了人们在生活中常用的格言警句。尤其是面对日益紧张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新事物新现象冒出来，其是与非，正与邪，往往使人感到困惑，感到难以评说。这时候，大家对“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感受就更加真切而深刻了。所以，要求健全法制法规的呼声日益强烈。据有人统计说，当前的中国，几乎每天都有法规出台。这种说法不知有没有夸张的成分，但大家对“规矩”的重视，全民普法教育的进行，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说起来，所有这些，不都是在“以规矩”而“成方圆”吗？

　　本篇一开始，孟子就把道路、准则、行为规范提出来，并用“即使有离娄那样敏锐的视力……”的例子来说明人生，国家的治理，都必须要有一定的道路、准则和社会行为规范，为什么要强调“道路”问题呢？孟子深刻地认识到，每一个人，每一个国家，每一件事物，都有自己的道路。然而，走什么样的道路，却是人类独特的思维结果，有的人愿意走善道，有的人愿意走恶道，有的人愿意走王道，有的人愿意走霸道，这是每个人对社会不同的认识所导致的。但是，作为一个国家来说，应以尧舜所走的道路为准绳，因为尧舜所走的道路是爱护人民，而人民得到爱护才会拥护这个统治者。如果人民受到残酷暴虐的对待，怎么能期望他们还能拥护统治者呢？因此，治理国政如果不依照先王之道，怎能说得上有智慧呢？所以惟有爱民者适宜处在领导地位。不爱民而处在领导地位，就等于把他的恶行散播给大众。在上者如果没有道路可以作为准绳用来估量，在下者就没有法则可以遵守；朝廷之士不相信道路，下面的百工就不相信计量标准；君子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规范，小人的行事方式要约束使合典范榜样，国家就能生存下去。也就是说，人们所走的人生道路，国家所走的治理道路，都要有一定的准绳和社会行为规范。要有榜样和典范的树立，人们才会依照而调整自己的人生道路。孟子这并不是为“反动的封建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说话，而是就他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希望统治阶级能以尧舜所走的道路——爱护人民为主，实际上这就是替人民说话。因为当时没有无产阶级，孟子不可能号召人民反抗当时的霸权政治，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对于这种局限性，我们是不应苛责的，因为几百年后的人们也许会嘲讽我们，“连太阳系也飞不出，还谈什么高科技？”因此，这种历史的局限性是必然的。其实，不论是过去、现在、将来，只要是人类社会，就要爱人，尤其是统治、管理者，更要以爱护人民为主，服务人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