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实际上牵涉到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还是当受不当受的问题。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只要是正当的，再多也可以接受；如果不正当，再少也不应该接受。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一些经济案件的问题了。比如说某项技术发明或新产品开发之类的成果收人问题，新闻媒介时有披露，其症结点在就在于当事人的巨额收入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如果是“如其道”，那再多也不应该有问题（当然要按有关规定上税等等），如果是“非其道”，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里的界限是很清楚的。
　
　　问题倒是在于，谁来认定是“如其道”还是“非其道”呢？混乱也正是出在这里，往往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这大概就需要多多颁布法规了吧。回到孟子的说法，我们看到，他在这里的观点与孔子所谓“如利思义”（《论语宪问》或“见得思义”（《论语季氏》）的观点以及他自己“当辞则辞，当受则受”的实际做法（见《公孙丑下》43）都是一致的。说到底，还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有道”就是“如其道”，“无道”就是“非其道”。

　　本章牵涉的另一个方面是动机与效果的关系问题。

　　在这一点上，孟子同样采取了他一贯的推谬手法，把论辩对手推到荒唐的境地，使之不得不承认错误，从而证实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师生之间所谈论的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学生彭更是从动机来看问题，解决问题。孟子则是从实际功绩，也就是效果方面来看问题，解决问题。有点近似于我们今天说不听大话、空话，只看工作实绩。

　　当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动机与效果的问题是一对哲学范畴。我们的观点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　一：无论你是共。办了错事，还是做好事的“动机不纯”，都是反对的。

　　只不过，面对生活与工作的实践，不可能事事都能做到二者的统一。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还是应该主要看实绩，也就是“食功”而“非食志”了吧。

　　彭更以问：“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不以为过分吗？”为题，企图弄清楚人生价值取向，尤其是作为君子的人生价值取向。彭更的思想观念和许行差不多，都认为君子不能“无事而食”，应该自食其力，要亲自劳动，要亲自耕耘。当然，彭更的话不无道理，在春秋战国时期，大大小小上百个诸侯国，那些诸侯们、大夫们、官吏们大多是“无事而食”，或者是“无功而食”。他们拼命剥削、压榨人民百姓，吸取人民百姓的血脂血膏，弄得人民百姓一贫如洗，贫病交迫。虽然孟子没有自比尧、舜、禹“虽欲耕，得乎？”“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但孟子认为自己教育后人，宣扬仁、义、礼、智、信，亦无暇耕耘。因此孟子以“功”——成效，也就是价值，来说明一个人凭什么来求得衣食。也就是说，一个人之生存，并不一定要亲自劳动，亲自耕耘，而要看其所做的事是否有价值。如果对人民有价值，后面跟随着数十辆车，又跟随着几百人，在客馆里吃遍了诸侯各国，也不以为过分。因为舜接受尧的天下，都不以为过分。而如果做了“毁瓦画墁”的事，吃一点点也是过分的，因为他做的是毫无价值的事情。所以，人生的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用贡献来衡量的。而人的贡献并不仅仅是种了多少粮食，制作了多少器皿，而是使人能认识到人生的目标和责任，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才是对人类的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