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以男女苟合偷情为喻，谴责那些不由其道，不择手段去争取做了的人，实际上还是在谴责靠游说君王起家的纵横术士们。

　　根据孟子的观点，想做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是非常正当的。但另一方面，“又恶不由其道”。说穿了，还是立身处世的“出处”问题。其基本观点与“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一章是相同的，就是不能靠不正当手段去争取做官，不能扭曲自己的人格。

　　孟子关于男女偷情的比喻是非常生动而深刻的。不过，时代发到今天，恋爱婚姻一律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已被抛到了一边，少男少女们再也用不着钻洞扒缝，翻墙过壁，像张君瑞和崔莺莺那样“待月西厢下”了。那么，“钻穴隙之类”是不是也就合理了呢？

　　当然不是这样，莫说是在政治上、官场上去“钻穴隙”，就是男女关系上的“不由其道而往”，也仍然会遭到“父母国人皆贱之”，总归不是什么光宗耀祖的事罢。

　　所以，还是光明磊落走正道，不要“钻穴隙之类”的好。

　　孟子的比喻始终是意味深长的。

　　周霄很想知道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孟子的时代，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是古时候；而孟子他们的古时候，则是殷末周初之时。在殷时，是王族掌权，或是各地诸侯家族掌权，平民百姓是得不到做官的。到了周文王时，方举办学校，培养有管理知识的普通平民。培养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理国家，管理人民。但那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力，来读书的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直到孔子时期，即春秋时期，一般平民才有权选择是否来读书。因为书读好了，就有可能被统治者选上，出来做官。当时没有科举考试制度，只是由地方官根据百姓的传诵以及自己的考察，选“贤”举荐给上级。所以，自春秋以后，很多平民才选择读书，以期能被举贤而做官。所以，一般平民之所以选择读书，就是想要做官，治理国家，管理人民。所以孟子举例说：“《传》曰：‘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见到君子，就会徘徊迟疑，如果要离开此地，必然要施行验证。’”既然是出仕当官，首先必然是由统治者——君子安排工作，如果三个月都见不到君子，也就会徘徊迟疑了。那么离开时，为什么要施行验证呢？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是官员离职时的交接、述职；二，是官员对统治者的一种考查。从孔子之周游列国，我们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各诸侯国都是有考查验证的。即便是苏秦、张仪等纵横家，他们在投奔某一国时，也是对统治者有考查验证的。所以古时候的人三个月没有见到君子，就会有人去慰问。因为读书既然是为了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然而见不到君子，就等于是不被任用或不被重用，一个读书人如果不被任用或不被重用，就失去了他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这就是一种悲哀。既然是读书，也就无暇耕种庄稼，求得衣食；所以，读书人对于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如同农民对于耕种庄稼是一样的重要。因为知识也就等同于工具，拥有的知识越多，工具也就越多，能做的事也就越多。一个人由幼儿、少年而成年，一旦踏入社会，就等于踏上战场，从今以后就要为自己的一生的生存问题而努力奋斗，努力拼搏；而知识就等同于武器、工具，武器、工具越多越先进，生存的机会就越大；如果没有或少有武器、工具，生存以及生活质量当然也就很不好了。所以孟子说：“农夫怎么会因为离开此地而舍弃农具呢？”

　　因此，孟子紧接着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读书人是否能不择手段地求取官位，孟子打比方说：“男孩生下来就希望为他找到妻室，……不通过正道而做官的，就跟钻洞爬墙相类似。”这就是说，一个人一旦拥有了一定的知识后，要根据自己的信仰、人生观、价值观来求取官位，不能只为了自己的生存质量的富贵淫侈而不择手段。从孔子、孟子的言行看，他们之所以提倡“信、智、礼、义、仁”，乃是希望人们能用诚信（信），用智慧（智），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建立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使自己能健康而快乐地生存下去。为了这个目的而求取官位，则是走正道，如果是钴洞偷看，爬墙相爱，那就是不走正道，父母、国人都会看不起他们。“辨别天下众多可辨别的东西，树立天下正确的名位，推行天下最大的道路；如果得志，让人民遵从遵照；如果不得志，就自己走自己的道路。富贵时不能过度，贫贱时不要动摇改变意志，面对威武之势而不屈服，这才叫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