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性善”和“称尧舜”是孟子思想中的两条纲，而这两方面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道性善”就是宣扬“性善论”。“性善”的正式说法，最早就见于这里。所以，本章还有重要的思想史资料价值。当然，从“性善”的内容来看，在“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公孙五上》）的论述中就已经展开了。

　　“称尧舜”就是宣扬唐尧虞舜的“王道”政治，也就是孟子口口声声所说的“仁政”。所谓“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不忍人之心”的善良本性是“不忍人之政”的仁政的基础，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孟子“道性善”要“言必称尧舜”，这是非常清楚的了．

　　至于滕文公再次拜访时孟子所引述的那些话，不外乎鼓励他要有实施仁政的勇气罢了。因为，古往令来，不论是圣贤还是普通人，本性都是善良的，圣贤能做到的，普通人经过努力也能做得到。何况，滕国虽然小，但折算起来也有方圆五十里国土嘛，只要是实施仁政，照样可以治理成一个好的国家。

　　这就是孟子的苦心，无论大国小国，只要是有机会就抓住不放，抓住宣扬自己的政治学说和治国方案。

　　性善论是孟子关于人性的思想的一种论述，是指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而固有的基本特征。孟子认为具备仁义是人天生的禀赋，但是在人的本性中只是开端、萌芽，即善端，并不等于善的完成。只有少数人能够保持这种禀赋，所以他强调环境和教育在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年成的好坏，职业的不同，周围人们的影响，都对一个人的道德品质起制约作用。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说，有无恒产（固定的产业收入）起决定作用。高于一般老百姓的士人，道德品质的形成主要在于主观的努力。如果珍惜人性固有的善端，志趣远大，即使环境恶劣，也不能动摇一个人奋发向上的意志。相反，如果自暴自弃，人性就会丧失，把自己降低到禽兽的水平。孟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施行仁政，给人民提供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以便进一步诱导他们向善；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一套“养心莫善于寡欲”以及尽心——知性——知天的修养方法，要求人们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后来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即性恶论。认为“好利”、“疾恶”、“好声色”是人的自然情欲，即人的天性。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他著有《性恶》等篇阐述这一论点。董仲舒用阴阳观念来阐明人性的性质，区分贪、仁两种人性。他还以仁性为性，贪性为情，含有性善情恶的思想倾向。唐代哲学家李翱在《复性书》中，明确提出性善情恶的观点，认为“人之性皆善”，而“情者，性之邪也”。又说：“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知其本者也。”性善是天赋的，圣人能够保持先天的本性，而不惑于情；普通百姓则为情所惑，丧失了原来的本性。性是纯粹至善的，情是惑性、害性的。由此进而提出灭情复性，以成圣人的主张。宋代邵雍也有性善情恶的思想。他主张性是无私而清明的，情是偏蔽而昏暗的。性善情恶的观点和佛教的心性学说相通，具有僧侣主义色彩，曾受到王安石等人的批评。东汉时期王充则明确提出性有善有恶，认为人性或善或恶，本性不可移易的人极少，大多数人是可善可恶或善恶混，他称之为“中人”。他说：“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他强调环境教育对人性的决定作用，举例说：“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孔子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圣教，文才雕琢，知能一倍，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王充的人性论亦有宿命论色彩。他认为善恶是气禀决定的，“禀气有厚泊，故性有善恶也”,“人之善恶，共一元气，气有多少，故性有贤愚”。这是一种抽象的自然人性论。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孰是孰非，只是要弄清楚孟子的思想。

　　孟子为了劝说滕文公，举了三个例子，举成覸的话是教人立志成人勇往直前，因为成覸是个勇士，什么都不害怕；举颜渊的话是鼓励人“亦若是”，勉人成性养善之仁，因为颜渊是学习圣贤的模范；举公明仪的话是告诫滕文公要懂得做人的准则，因为公明仪师文王，信周公，懂法则。之所以举这三个例子，就是想要还没有当政的滕文公笃信力行学习圣贤，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以爱民的原则来治理国家，使虽然很小的滕国能成为一个善良友好的国家。然而为善去恶说起来容易，要想真正做到却很难，所以孟子告诫滕文公，要象《尚书》上说的那样，若是药物不能使人头晕眼花，那个病患是不能痊愈的。也就是说，要下猛药，要用猛力，不可自卑于地狭位低，学习尧舜，方可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