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臻的推论看起来似乎有道理，二者必居其一，但实际上却局限于形式逻辑的范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缺乏辨证逻辑的灵活性，不能解决特殊性的问题。

　　孟子的回答则是跳出了“两难推论”的藩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辩证解决。用孔子、孟子等人的话说，这就叫通权达变。

　　在《论语雍也》篇里，我们已经看到，当公西华被孔子派去出使齐国时，冉有替公西华多要一些安家口粮，孔子认为，公西华做大使“乘肥马，衣轻裘”，有的是钱财口粮，所以并没有多给他安家口粮。（64）可是，当原思做孔子家的总管而自己觉得俸禄太高时，孔子却劝他不要推辞。（65）这与孟子在齐国推辞而在宋国和薛地却接受一样，都是令一般人不理解。但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都是有自己的一番道理的。总起来说，就是孔子所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思想方法上来说，就是既坚持原则又通权达变。不仅处理经济问题如此，就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如此。所以孟子说孔子是‘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公孙丑上》）的“圣之时者”。（《万章下》）也就是突出他通权达变而识时务的一面。甚至包括孔子的名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等，也无不是这种精种的体现。

　　今天我们面临市场经济的时代，金钱的受与不受，辞与不辞问题也时常摆在人们的面前。孟子的基本作则是“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不拿不明不白的钱。在这样的原则前提下，当受则受，当辞则辞。这种处理态度，恐怕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罢。

　　当然，关键是在对那“当”的理解上。理解错误，或者是故意理解错误，把不当接受的作为了当接受的统统接受了下来，那就要出问题，要被人“货取”了。所以，君子不可不当心啊！

　　爱民所必需具备的修养除了要做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崇，相互推许外，还有一条就是戒“贪”。本章通过孟子与他的学生陈臻的问答，表明了孟子的不贪。很多人就是因为自己的贪欲而忘记了人民，从而也就不“爱民”了。王道依靠的是什么呢？是“礼”，是司法，是爱民，就是有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有了这些，人民得到共同的、约定俗成的社会公理解释——即人的行为准则，人们的社会行为就会趋同。而人民的社会行为趋同，就会减少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社会行为规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有了一个价值取向标准，人人都按这个标准行为，就没有谁能够只凭自己的好恶和凭自己的实力、势力、武力行事，那么，人类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太平。而在那个时代，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达到一切为自己私有的目的，为了达到穷奢淫侈的目的，根本就不想建立一套社会公认的行为公理，他们只凭着自己的好恶和凭自己的实力、势力、武力行事，抛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原则，对等原则，抛开了人类社会的正名原则，抛弃了良心、爱心，抛弃了智慧，因此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增，社会更加混乱，从而也导致了人们的社会性格的混乱和价值观的混乱。孟子并不是要彻底反对私有制，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孟子所反对的是“绝对私有”，即，拥有了而不拿出一分一厘。孟子所提倡和推崇的圣人，是拥有了然后分出一部分来给另外许多没有的人，是不贪的人。作为一个社会人，不论走到哪里，都是需要钱财的，有人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这虽然有些道理，可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孟子在这里所说的：“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没有人会白送你金钱，天上不会掉下馅饼，除非他有目的，而有目的的白送，也就不是白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