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连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因为在《公孙丑上》里，当公孙王提出管仲来和孟子相比时，孟子已经说过，自已根本不屑于与管仲相比。（参见31）比都不愿意比，当然就更不愿意做了。

　　可见孟子的自视是很高的。

　　自视既然这样高，当然就不愿意被呼来唤去的了。自己主动要去朝见是一回事，被召唤去朝见又是另一回事。所以，孟子才有为景丑等人所不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我们读本章，有些地方就与《论语阳货》记录孔子虚与委蛇对付阳货的情况相似。说穿了，是因为凡是自视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处”。这种做法，在民间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说得好听一点是“清高”，说得不好听一点是“拿架子”，再说得难听一点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因为他们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周游列国都不被重用，空有满腹经纶和济世良方。相反，像苏秦、张仪那样的纵横家却完全没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开谈天说地口，来说名利是非人”，只管游说得君王高兴，不择一切手段，结果却大行其道，甚至能够“挂六国相印”。

　　撇开对孔、孟与苏秦、张仪的比较不论，回到对用人一方面的要求来看，孟子在这里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当政治目的君王“尊贤使能”，“尊德乐道”，礼贤下士，主动放下自己尊贵的架子而启用贤才，甚至拜贤才为老师，就像商汤王对待伊尹，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其实，这也是儒学在用人问题上的基本观点。虽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扬这种观点而自身并没有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他们的思想却对后世的用人之道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刘玄德“三顾茅庐”请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这种影响最为典型的例证吗？

　　当然，有这种典型的例证并不意味着后世都在实施着孔、孟的观点。而是恰恰相反，人们越是津津乐道于“三顾茅庐”的故事，就越是说明现实中缺乏这，种“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作风。事实上，孔、孟的思想永远都给我们以理想主义的感觉，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或许，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们的理论历久而常新，给人以启迪而不过时，这已经是题外的话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问题上来，既然当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贤、礼贤下士是如此困难，如此遇，作为被用的人，有一点“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气，不也是应该的吗？正如曾子所说：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义，我又输与你什么呢？

　　所以，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认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应该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气。不然的话，“亚圣”之名从何得来呢？

　　爱民的具体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所以本书的编纂者举了一段孟子与齐王见与不见的故事，用以说明爱民的起码行为，并通过孟子与公孙丑、景丑氏的问答，指出爱民所必需具备的修养。孟子此时到齐国，只是一个布衣百姓，他没有高官厚禄，也没有代表哪个国家，更不是齐王手下的一个臣子，他只是因为有许多学问而出名。对于这样的一个人，齐王应去拜访，以表谦虚好学之意。然而齐王却象召唤手下人一样，召唤孟子去王宫，这就是不谦虚好学，不礼贤下士，不爱民的表现。其实孟子也不是一个倨傲狂放的人，他本来是要去拜见齐王的，但恰好齐王派人来，于是孟子识破了齐王的骄奢便借口有病而不去了。但孟子并不想讨好齐王，所以第二天他就去参加了东郭氏的葬礼。按公孙丑、孟仲子和景丑氏等人的想法，既然借口有病而不去拜见齐王，那么第二天也应该装病，不能去参加东郭氏的葬礼。因为齐王假如知道孟子是装病，他就会很生气。而惹得统治者生气，则是很不明智的行为。但孟子却不是这样想，意思就是说，齐王有的只是地位，他不能因为有地位而轻视辈份次序和国家统治人民的规律。为什么呢？如果因为有地位而轻视辈份次序，则会轻视和怠慢长辈，不爱护幼辈。那么全天下的人们都会仿效齐王的行为，有了一点地位就轻视和怠慢长辈，不爱护幼辈，社会秩序还会存在吗？社会行为规范还有作用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能维持吗？如果因为有地位而轻视国家统治人民的规律，那就更糟糕了，因为规律——社会发展趋势，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因为自己有一点地位而轻视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那必然就是失败的结局。所以孟子又接着分析说，“所以，准备大有作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敢召唤的臣子，……”这一段分析真是透入了骨髓，直到今天仍有着很好的现实意义，现在很多官员仍然是“喜欢用听从自己教导的人为臣，而不喜欢用有能力教导自己的人为臣。”这个“任人唯亲”、“任人唯贤”的问题，仍是现在各国领导们头痛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许多领导人面对比自己有才干的人，往往是嫉贤妒能，害怕丢掉自己的地位和名利，而不会从大局出发，从大局着想，让更有才干的人来把企业、单位治理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