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认为自己是为民分忧的，可是孟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举了个战争中逃跑的例子，五十步笑百步，同样是逃跑，有什么资格讥笑别人呢？也就是说，所有的统治者都不愿意自己的民众死得光光的，当有天灾人祸发生时，统治者们总要顾及一下民众，以期得到民众的拥护。但是这种顾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民的安居乐业问题。所以不是最佳的行为方式。所以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养生丧死无憾”的等等王道政策。

　　这些为民着想的政策，其实从周初以来就有的，如《国语鲁语上》：“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蔍，设阱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国语周语》说：“周制有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国有郊牧，疆有寓望，薮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御灾也。’其馀无非谷土，民无悬耜，野无奥草，不夺民时，不蔑民功，有优无匮，有逸无罢。国有班事，县有序民。今陈国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间，功成而不收，民罢于逸乐，是弃先王之法制也。”以及《论语》中孔子有许多爱民思想，这些很好的为民政策为什么没有得到发扬和传承呢？这就要从周初的大封建说起，本来分封而建立诸侯邦国是件好事，是周初统治者将自己信得过的人派出去镇守各方，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世袭制的弊病和陋规，后来各诸侯邦国的继承者们都将所辖之地认为是自己的私有，而既得利益不容侵犯，个人利益更不容侵犯，于是私有制就愈演愈烈，从争夺人类赖以饱腹的食物开始，到争夺财产，再到争夺可以生产财产的土地，人类的私欲失去了限度，变得荒淫而可怕。人类更失去了应该凝聚的特性，成了一盘散沙，各自为阵，顽固地坚持着所谓的民族习惯、民族风俗（所谓的优秀种族），个人利益，并且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采取了纯粹的地方保护主义，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根本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环境、生存条件，不考虑、不在乎别人的生存与发展，不考虑、不在乎大自然运行的独特规律，只想自己来统治这个大地上的人类，统治大自然，作威作富，只手遮天。因此就有了混乱不堪的春秋战国时代。孟子在此时重提王道和爱民思想，重提行为方式问题，是有着很重要的历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