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行仁政，要爱民，首先得从自己做起，然而孟子之周游列国，四处游说，是否是因为看到了梁惠王的亭台水池，齐宣王的雪宫，以及这些君王们的穷奢淫侈的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动心吗？所以公孙丑问：“先生……您会动心吗？”公孙丑的言下之意就是，您先生是不是也追求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孟子回答说：“不，我四十岁后就不动心了。”面对着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不动心，那是很难做到的。孔子“四十而不惑。”不惑什么呢？不迷惑于人生道路上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对自己树立起来的思想不再疑惑。也就是说，坚定了前进的目标，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努力地奋斗下去。因此，孟子的不动心与孔子的不惑，乃有异曲同工之妙。那么，既然不动心、不惑于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孟子为什么还要周游列国游说君王们呢？《论语述而》：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从，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孔子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忧患意识，也是孔子对私有制畸形发展的忧虑。刚刚摆脱了周王朝一统天下的各国诸侯以及官僚臣吏们，为了满足各自的私欲，拼命扩张土地，捞取财富，榨取人民的血汗，以至于根本不讲修养自己的人生规律，只讲现实，只讲财富。而所学的知识也是只供自己的需求而不管别人，明知道在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能寻求到一种最佳的行为方式而不寻求，只顾自己的利益，自己欲望的达到，而不管别人的利益、死活。这样的人越多，社会风气就会越衰败；而社会风气越衰败，国家、民族也就越成问题了。这就是孔子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孟子也具有这样的忧患意识。孔子和孟子为什么要忧虑呢？他们完全可以不忧虑而可以只顾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呀？我们知道，人的生存必须要在有人群的社会中，一个人是无法孤独一人在这个地球上生存的，而在这个有人群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就很重要。处理好这些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也就是每个人所必须要做到的。若是我们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全大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然也就会分崩离析，最后会形成你争我夺、争权夺利、你死我活的局面而导致人类的灭亡。所以孔子之提倡“仁、义、礼、智、信”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有着崇高的目的的，是为着人类幸福生活而倡导的。这也是孔子和孟子“好古”继承“周礼”的忧国忧民的思想表现。
因此，要做到面对着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不动心，是很难的，但若有很大的勇气，也是可以做到的，之所以举出“勇”来做例子，便是孟子深深悟透了孔子的“勇者无惧”了。所谓“勇者不惧”，是说你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得到所有人的帮助，你也就没有问题了，而没有问题则意味着什么都不害怕了，什么都不害怕也就是一个“勇者”了，也就不会有任何畏惧了！而仅有匹夫之勇、血气方刚之勇的人，是不会也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的，一个没有爱心的人，往往是个很勇敢的人，勇于打架，勇于杀戳，勇于扫除拦住自己攫取名利道路上的障碍，而不论这种所谓障碍对他是否有帮助。他的这种无知的“勇”，最终将害了他自己。而在“勇”当中，就有一个守约不守约的问题，很多人做事为人，都喜欢随口承诺，但承诺后往往又后悔，于是害怕兑现承诺，因为兑现承诺需要勇气，于是采取躲、避、瞒、骗等等办法不兑现承诺，这就是“无勇”！这就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曾子和孟施舍是同样的有“勇”，但在兑现承诺上，曾子却更有“勇”。所以我们做事为人，不要轻易允诺别人什么，如果承诺了，不管有多大困难，一定要兑现，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
不动心除了有勇之外，还有什么呢？于是孟子又举例说了告子的话，这就是告子认识自我和认识他人的一个认识过程，孟子认为，不理解对方的心思，就无法理解对方的意气，是可以的；不懂得对方的语言，就无法理解对方的心思，就不可以了。这一点，与孔子所说的“不患人之不己之，患不知人也。”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实际生活中，基本上都是在考虑“我”自己，害怕别人不了解、不理解你，实际上是害怕别人不重用你，不爱你，于是你就没有利益，就没有油水可捞，于是就怨天尤人。而我们了解、理解周围身边的人了吗？实实在在替别人考虑一下了吗？没有！起码大部分人都没有去考虑过别人，都没有去了解、去理解过别人。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多了起来。而只有去理解了对方，才能知道对方为什么不理解你。所以孟子强调，要通过对方的语言表达，尽量去了解和理解对方，不能因为对方的辞不达意而误解对方。很多人口头表达能力很差，心里想的是一回事，说出来却是另一回事，所以不能凭一时一事而判定对方的为人。
人的意志，乃是人的意气的主帅，人的意气，是充满人体内的巨大的精神力量。那意志是周密而周到的，意气比起来就稍差一点。这一点现代很多人都不懂，有些人没有意志，承受能力很差，但意气却很嚣张，飞扬跋扈；而有些人沉默寡言，似乎没有什么意气飞扬的表现，但他们却有着坚强的意志，顽强的毅力。所以意志和意气不能混为一谈。所以孟子接着说：“保持自己的意志，不要糟蹋自己的意气。”就是说，首先要有意志，才谈得上意气飞扬，但却不能飞扬跋扈，因为飞扬跋扈就是在糟蹋自己的意气。因为“意志专一则会使意气转移，意气专一又会使意志摇摆，现在看那些倒行逆施、趋炎附势的人，正是因为意气用事，反而牵动他们的心。”这就是意志和意气的主从关系，意志用事，事半功倍；意气用事，功亏一篑。孟施舍有意气却无意志，告子没有意志也没有意气，北宫黝培养勇气，却没有意气，那意志却是自私自利的。有意志者，面对着人生道路上的名誉地位和功名利禄而不会迷惑，因此也不会动心，因此也就能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
那么，在不动心上，还有什么呢？孟子说：“我知道语言的作用，我善于修养我的浩然之气。”什么叫做“知言”呢？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这就是说，不知道规律和趋势，就不能做君子；不知道社会行为规范，就无法在这个社会立身处世；不知道辨别语言，就无法知道人的善恶。所以，知言就是善于辨别语言，就是知道别人所想要表达的是什么，而不是凭只言片语去断定一个人的善恶是非。
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浩，是指广远、盛大、丰富、众多、无边无际、浩荡、浩瀚之意，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的意思。君子永远是心胸宽广平坦的，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着想，不会祈求什么，所以才能做到心胸宽广平坦地面对这一切。而小人们常常是为自己着想，总想上天或鬼神能给他点什么，所以他总是急速而紧迫地祈求祷告，希望能通过祭祀仪式的举行来达到自己的个人的目的。从人的行动上可以看出，心胸宽广的人的行动向来是从容不迫的，而行动上急速紧迫的人的心胸则是狭隘的。因此浩然之气就是“最伟大、最刚强，用正直去培养它而不损害它，那就会充满于天地之间”的一种在意志的主导下的意气。“这种气，要配上最佳行为方式和正常的道路，如果不是，就会泄气。它是集聚最佳行为方式在心中所生起的，不是凭偶然的最佳行为方式所能获取的。行为中有不满足于心的，就会泄气。所以说，告子不一定知道最佳的行为方式，因为他把最佳行为方式看作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孟子的这一段分析，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虽然有些人花言巧语，衣冠楚楚，但他骗人只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凭一件事或几件事，人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行为是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一个人的行为方式，虽然是在外表上表现出来，但却是他内心情感的流露。所以培养浩然之气首先要端正心态，积累知识，要有正义感，能辨别善恶是非，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靠侥幸、偶尔的取巧所能达到的。
因此孟子又说：“拔苗助长的人；他们这样做，不但没有什么好处，反而会伤害事情的发展。”这个例子说的就是，行为是情感的流露，这个宋国人担心禾苗生长不好，便去拔苗助长，这当然不是最佳行为方式。而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的人，采取的也不是最佳行为方式。但我们很多人对待事情的发生，不是去拔苗助长，就是以为没有什么益处而放弃，不会等待有利时机和采取最佳行为方式。这就是现代我们所说的“浮躁”！看到事情发生了，总以为自己聪明能干，无所不懂，便去干涉、调节、纠正事物的发展规律，结果破坏了事物的正常发展规律，因而导致了失败的来临。很少有人在事情发生时恬然处之，然后根据事物的发展规律而采取对应的办法。
然而公孙丑还是不懂什么叫做知道语言的作用，因此孟子又说：“听了偏颇不正的言辞就知道其有所隐蔽，……”这段话的意思说的就是人的内心的意志决定着人的外在的语言表达和行为表达。
然后孟子通过回答公孙丑问题，比较、分析了伯夷、伊尹、孔子这三个人的异同。在《论语公冶长》中，我们得知，伯夷、叔齐在父亲孤竹君死后，两人互让王位，伯夷是老大，叔齐是老三，最后是让老二做了君王，伯夷、叔齐便投奔了周文王。周武王伐纣前，他们曾经反对。周取天下后，他们拒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这段故事原来被说成是伯夷、叔齐怨恨周国而情愿饿死。然而孔子却不是这样认为，伯夷、叔齐怨恨周国，但最后他们“不念旧恶”，而是用仰望、冀求来祝福周武王能平定天下。为什么应该这样解释呢？首先我们看到伯夷、叔齐并不是贪图名利之人，其次是他们均认为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才互相谦让王位。具有这种“仁”的品德的人，心胸必然也是宽大的，对于周武王的“以暴制暴”，虽然他们不同意，但不至于怀恨在心。因为他们也明明知道商纣王的暴虐与残酷，他们投奔周文王而不去投奔商纣王，也就说明他们对当时天下的形势是非常了解的。既然深知当时天下之势，为天下民众想，为天下苍生想，他们也就会希求周武王能迅速平定天下，给人民以安居乐业的幸福。这样才能算是仁人君子。所以孔子以“怨是用希”这四个字来表述了他们的这种“仁德”。
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壬两王。中壬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而孔子则是“忧天下之忧”的一生从事于教育人民的一介穷书生。孔子之“圣”，在于他认识到，只有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才是最根本的问题。为政者的最终目的仅仅是为了人民的繁荣富庶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古到今，古今中外，为政者大都是忙于使民安居乐业，但很少有统治者真正能做到使民“安居乐业”的。战争、犯罪迭迭频起，层出不穷，究其根本原因，则是由于民众的文化知识过于贫乏、文化素质偏低所致。所以孔子想要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起社会公理解释体系以及社会行为规范，乃是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各国政府也在努力普及教育，实行法治。如果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得到普及，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也就会逐渐端正了。这与伯夷投靠周国、伊尹辅佐商国有着根本的不同。
因此孟子说：“至于我所愿望的，则是向孔子学习。”学的就是这种从内心深处爱民，普及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素质，建立社会公理解释体系和社会行为规范的伟大精神。所以孟子之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并不是，也不会因为看到了梁惠王的亭台水池，齐宣王的雪宫，以及这些君王们的穷奢淫侈的豪华的生活方式而动心，本章的重点也就在于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