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围绕着乐正子这个人来谈的，善，即是善良，即是爱民。一个人若有善心，就不会虐民、苛民、暴民、剥民、夺民。而一个人若是没有善心，那就会虐民、苛民、暴民、剥民、夺民。一个人若有善心，人们受到善良的对待，也就会有善良的回报。一个人若没有善心，人们当然也就敬而远之了。那么善和社会行为规范有什么关系呢？前面我们就探讨过，法律和社会行为规范是根据人们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规范制度，是维护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的，这里面必然也就含有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爱的关系了，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亲情和善心维系着的，所以法律和社会行为规范里面必然也含有仁和善的内容。其实，仁里面就有善，善里面亦有仁，但是善和仁还是有分别的。善不一定就要去爱，我可以善良地对待你，但不一定非要爱你。爱里面就不可以缺善，凶恶的爱是没有的。所以，善良地对待一切人，人们也就会有善良的回报。这就是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用“善”的最佳行为方式。

　　在孟子看来，治理好一个国家并不单靠执政者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学识，而应当广泛听取和采纳别人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就会吸引天下的有识之士，治理国家，乃至于治理天下就会游刃有余了。相反，如果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那真正的有识之士就会被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奸邪的馅媚之徒就会乘虚而入。这样一来，想治理好国家就是不可能的了。

　　这里所说的“好善”主要指喜欢听取善言。而问题则在于对这“善言”的理解上。什么叫善言，善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好话”，而是指对于治理国家有益的忠言。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当然不都是“逆耳”的，正如良药不一定都是苦口的一样。但却的确有那么些忠言是“逆耳”的，甚至是非常不中听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看那听取善言的人是真好善还是假好善了。真好善的人雍容大度，宰相肚里能撑船，对于不那么中听的话也照样能够听取，采纳其合理的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益的良方。假好善的人心里就不那么痛快，甚至会恼羞成怒，即便不当面发作，也会在下来以后找个碴儿把那进言的人给开销掉。唐太宗李世民是历史上著名的好皇帝，也是“好善”的典范之一，但他不也多次想杀掉那一再进“逆耳”之言的魏徽吗？

　　由此看来，如果乐正于真是“好善”的人，那就的确非常不简单。孟子一听说他将执政于鲁国就高兴得睡不着觉，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