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今之事君者”的说法，显然是富国强兵的说法，而孟子所反对的，正是这种不行仁政而穷兵续武的搞法，所以他深恶痛绝地说：“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把那些自夸能富国强兵的人称为“民贼”。

　　这里实际上就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之间的冲突。

　　所谓“春秋无义战”，（《孟子尽心下》）既然如此，战国又有多少“义战”呢？所以，在孟子的时代，战争与仁义道德，至少在孟子的思想上是格格不入的。正因为这样，他才一贯反对靠战争，靠军事力量取胜的“霸道”，而主张靠政治，靠仁义道德吸引人，感化人的“王道”。这是仁义道德与“强兵”的冲突。

　　至于“富国”，讲的是“利”，追求的是“辟土地，充府库”，这与他所说的“以义治国，何必言利”正是针锋相对的观点。遭到他的反对更是理所当然的了。

　　由此可见，孟子之所以深恶痛绝那些自诩能够富国强兵的“今之所谓良臣”，是以“君不乡道，不志于仁”为前提的。换言之，这些人所搞的富国强兵是与孟子心目中的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假如这些国家的君主“乡道而志于仁”，假如这些“今之所谓良臣”既富国强兵又行仁义道德，那孟子又该怎么说呢？

　　当然，这都是“假如”，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孟子之所以形成他的这种思想，正是因为他所处的现实是“富国强兵”与“仁义道德”相对立的。因此，要抽象出来问这个问题，就只有我们自己来回答了。假如真能够既富国强兵及行仁义道德，二者得兼，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今天说一手抓物质文明建设，一手抓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正是这种“二者得兼”的追求吗？

　　这还是对“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的举例，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能替君主盟约其他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就是正确的治国之道吗？其实这只是助长君主的贪欲罢了。君主如果有了这样的贪欲，作为人，其臣下也必然是贪欲的。这样的臣子鼓励、怂恿君主取得荣华富贵，其实他是自己想求得荣华富贵。因为上级都荣华富贵了，下级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取得一部分荣华富贵。如果上级不要荣华富贵，那么下级也不敢去求取荣华富贵。如果上级求取到荣华富贵，而不让下级也荣华富贵，那么这个上级就危险了。所以过去的治国之道不是这样的，虽然孟子没有在这里叙述过去的治国之道，但他的思想中心是称颂三王，是爱民，这与孔子的思想是一样的，《论语·八佾》：“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个从周，就是过去的治国之道。想要富强，是每个人正常的欲望，但必须要在遵守社会行为规范的原则下，采取最佳行为方式。如果不遵守社会行为规范，不采取最佳行为方式，而求取到荣华富贵，就是民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