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仍是对最佳行为方式的讨论，孟子举了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这四个人为人处世的例子，就是想要说明一个人为人处世的道路和行为方式。伯夷的行为方式对不对呢？孟子虽然没有批评他，但实际上却不赞成他；而伊尹呢？却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使先明理的人启发后明理的人，使先觉悟的人启发后觉悟的人。我，是上天生育这些民众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这个尧舜之道来启发上天所生的民众。伊尹就是这样自愿把天下的重担挑在肩头的。而伯夷却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也就如同佛教中的阿罗汉、辟支佛一样，只顾自己的清高廉洁，只顾自己的心境安宁，而不顾天下苍生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与伊尹很相象的是柳下惠，然而他只是一个能和同于人的人，却也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而没有责任感的人，是不能让天下百姓都能得到快乐的人，实际上也就是不“仁”的人，不爱民的人。所以他的人生的行为方式是不对的。

　　所以孟子称赞孔子是一个“圣之时者”，就是想要说明，人们的人生理想是很重要，然而如果不是采取最佳行为方式，所谓的理想也是空谈，也是妄想。因此孟子用“金声而玉振之”和“射于百步之外”来说明，人生做事要有始有终，而只有采取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做到有始有终。人生做事，不能仅凭智慧，也不能仅凭力量，要使智慧和力量能够融合为一体，也就是采取最佳行为方式，人生的目的才能达到，人生的理想才能实现。

　　伊尹之继承尧、舜之道，以拯救天下民众为己任，孔子亦是继承尧、舜之道，以拯救天下民众为己任。但孔子和伊尹走的不是同样的道路，伊尹是辅佐商汤王平定天下，孔子却选择了普及平民教育的道路。在《论语》中，我们已经弄清楚孔子之周游列国不是为了求取功名富贵，而是为了普及平民教育，所以孟子称赞他是“圣之时者”，是“集大成者”。集的什么大成呢？集尧、舜、禹、汤的优良品质，集圣智兼备、力巧融通的素质，集清、任、和、时的特点，集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心，和光同尘的菩萨心，见机而作的胆识与决断能力于一身，所以，这才是最佳行为方式！

　　孟子在这里罗列的，是四种圣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识时务。比较而言，孟子认为前三者都还只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点，而孔子则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具有“智”与“圣”相结合的包容性。

　　显然，孟子给了孔子以最高赞誉。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伯夷过于清高，清高得来有点不食人间烟火，所以他最后要与叔齐一道“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但是，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也就由此生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许也正是由此观念出发，伯夷才被推崇为“圣人”之一。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曾经说过，“把历史扛在肩头”的人。其实。他的这种精神，正是曾子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平？”（《论语泰伯》）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圣人之一，历来也的确成为儒家所津津乐道的古代圣贤人物。但他的这种精神，在进入所谓“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时期后，已被视为过于沉重，过于执着的“古典意识”，与“轻轻松松过一生”的现代生活观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说，已不那么合时宜了。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却是坚持原则，我行我素。随遇而安体现在他不至于侍奉坏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贱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穷困不忧愁。这几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可就太困难了，尤其是后面两句，的确人有圣贤级的水平。所以，传说柳下惠能够做到“坐怀不乱”，具有超人的克制力，圣人的风范。最后说到孔圣人。事实上，到后世，尤其是到我们今天仍然家喻户晓为圣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圣人了。孟子在这里并没有展开对孔子的全面论述，而只是抓住他应该怎样就怎样的这一特点，来说明他是“圣之时者”，圣人中识时务的人。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孟子所强调的，是孔子通权这变，具有包容性的特点，所以才有“孔子之谓集大成”的说法。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过渡到对于“智”与“圣”相结合的论述，而孔子正是这样一个“智”“圣”合一的典型。说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备”的最高典范。这样一说，圣人也就与我们有接近的地方了，我们今天不也仍然强调“德才兼备”吗？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圣人，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作为精神方面的追求总还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