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联的起源，楹界有多种说法，以前比较公认的是五代蜀主孟昶的桃符题词。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对联的形成远在五代之前，像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与其妹刘令娴的联句，就要比孟昶的题联早四五百年。
不少学者认为，对联的成熟年代应为隋唐，这也是多数人予以认可的说法。梁朝初年，永明体产生以后，只是为对联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铺垫作用，而做为一种文学品类，并未形成体系。南朝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中虽对“声律”、“丽辞”做过精辟的见解，对诗、赋、骚、乐府、颂赞、祝盟、铭、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诸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数十种文体作了详尽的阐述，却未提到对联，这说明对联早有早于刘孝绰者，但当时并未形成文体，或者并未引起文学家们的关注。但是有不少学者认为，对联产生于律诗（五代、唐代）以后，这种说法争论较大，反对者认为，关于对句之间的平仄问题，在唐朝以前已经解决，律诗中的句数，用韵相粘的问题和对联并不相干。
到了隋唐时代，永明体日渐兴盛。一些文人墨客喜欢将一些精彩之笔凝注于对句上，一时形成“摘句欣赏评品”的时风，如李白的“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杜甫的“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白居易的“猿攀树立啼何苦，雁点湖飞渡也难”，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句。在诗人们的参与下，对联艺术得到了弘扬。除白居易外，唐代诗人大都有名联传世。如李白的题湖南岳阳楼联：
天水一色；
风月无边。
杜甫题写的诸葛亮故居联：
三顾频繁天下事；
两朝开济老臣心。
骆宾王题杭州观联：
楼观沧海日；
门对浙江潮。
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藏有李世民的对联墨迹，为唐太宗御笔亲题：
文章千古事；
社稷一戎衣。
到了宋代，在门上粘贴对联已经是一种普遍的风俗。王安石在他的《元日》一诗中这样写道：“千家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赵庚夫在他的《除夕即事》诗中这样写道：“桃符诗句好，恐动往来人。”这说明，在当时联语作者已不在少数了。题联的范围也有所扩展，对联已普遍成为名胜古迹、寺庙廊院等处不可缺少的装饰品。像寺僧契盈陪吴越忠懿王钱倜游黄浦江时，为碧波亭题联：
三千里外一条水；
十二时中两度潮。
著名文学家苏轼也为广州真武庙题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仗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到了元代，由于种种原因，对联较之前朝显得冷落了些，流传下来的也少，现在能见到的只有杨瑞、赵孟頫等人的少数作品。如杨瑞的自题寓所联：
光依东壁图书府；
心在西湖山水间。
赵孟頫题西湖灵隐寺联：
龙涧风回，万壑松涛连海气；
鹫峰云敛，千年桂月印湖光。
元代的对联形式，微妙地在元杂剧中得以运用。如关汉卿的杂剧《救风尘》在结尾处写道：
安秀才花柳成花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这也算是对联的一种新的形式吧。
对联真正达到鼎盛时期在明清两代。明清时期，统治阶级对骈体文及对联非常重视，还将其列入科举考试之中。因此得中的进士、举人，无人不通应对。由于皇帝垂青，身边大臣无不精研对工，以赢得主子的赏识。因一副对联而改变一个人命运者有之。为此楹风日盛，文人墨客以题联巧对为幸事，访胜寻古之际，不免撰联题字，以壮雅兴。
朱元璋定都金陵后，在一年除夕之前，传旨金陵等地：“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除夕夜，并亲自微服出巡，以体实情。一次他发现一家未贴春联，问后方知是一阉猪者，不知该怎么将自己的经营内容写进联句。朱元璋听后，寻思片刻，为阉猪者题联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