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的基本句式，四言和六言来自骈文，五言和七言来自律诗。骈文多采用四言和六言，故宋人称为“四六”，但其中也杂用五言或七言。同样是五言或七言，骈文的节奏与律诗不同。这一点常常容易被人们忽视。例如，王勃《滕王阁序》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七言联，其节奏10-1-01-00/01-1-00-11，相当于骈文的六言句式001100/110011加了一字，“与”和“共”相当于虚字，因此不应该用七言律诗句式0011100/1100011来衡量。王勃名句的节奏与南齐王俭《灵丘竹赋》“翠叶与飞云争采/贞柯与层冰竞鲜”（见李调元《赋话》）的节奏11-1-00-11/00-1-00-10相同而青出于蓝。将两者对照分析，骈文句式的特点一目了然。
纪晓岚所说的最古春联，蜀孟昶“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见梁章钜《楹联丛话》），上联平仄是00101，在律诗中，这种特定的平仄格式，习惯上常常用在第七句（见王力《诗词格律》），因此不是对联句式。实际上，孟昶用的是骈文句式，其节奏00-1-01/01-1-00，相当于四言句式0011/1100加了一字，“纳”和“号”相当于虚字。“昶为太子时曾自题策勋府桃符‘天垂余庆/地接长春’”（见《中国对联大辞典》），说明该联是从四言句式变化而来的，作为骈文句式，对仗工丽。如果不了解早期对联的这种情况，用五言律诗句式00011/11100来衡量，认为“余”字违律，显然是极大的误解。
《楹联丛话》中摘录《朱子全集》所载联语，有些句式明显来源于四六。例如，松溪县明伦堂联“学成君子，如麟凤之为祥，而龙虎之为变/德在生民，如雨露之为泽，而雷霆之为威”，其中允许相同虚字相对。这是对联移植骈文句式的明证。不过，相同虚字相对现象已被淘汰。
唐代律诗的声律和对仗已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因此，五言联和七言联普遍采用律诗句式而不用骈文句式。在长联中，五言、七言骈文句式并未完全消失，但正在被律诗句式取代，或改用一字领或三字领加四言句式。
五言律诗句式有a型11001/00110和b型00011/11100两种，七言也有a型0011001/1100110和b型1100011/0011100两种。把它们统统拿来做对联，在短联情况下，矛盾并不明显。但是，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在律诗中不可或缺的这两种句型，在长联结构中只需要一种，而且有充分理由证明，只有b型才有资格作为对联句式。因此：
（1）a型同b型有质的区别。在对联句式体系中，既然四言和六言只有a型0011/1100和110011/001100，五言和七言理应采用b型为佳。这样可以避免单调，增加变化（见《对联》1998年第2号拙文《对联句型的生成》）。
（2）b型句式的平仄变换比a型简单。如果把句式中平变仄或仄变平的次数称为变换数，那么，五言b型00011/11100与四言0011/1100的变换数相同（都是一），而五言a型11001/00110的变换数是二；七言b型1100011/0011100与六言110011/001100的变换数相同（都是二），而七言a型0011001/1100110的变换数是三。因此，在不同句式组合时，可以把五言b型视为四言，把七言b型视为六言，而a型则无此特性。
（3）b型句式在结构上接近骈文句式，易于互相转化。前面举的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五言和七言采用b型，可以将律诗句式和骈文句式统一起来，形成对联句式。
近代联家偏爱用五言、七言b型撰联，极大地促进了对联句式的优化和简化，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对联句式体系结构。即：一言1/0，二言11/00，三言a型001/110或b型011/100，四言0011/1100，五言00011/11100，六言110011/001100，七言1100011/0011100。
我们并不否定五言、七言a型句式在短联中存在的价值；只是证明，它们在本质上是律诗句式，而不是对联句式。同样，五言、七言骈文句式也不能当成对联句式。长期以来，对联未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固然与文人学士视对联为“雕虫小技”有关；平心而论，不加选择地用骈文或律诗的句式撰联，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在早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对联没有自己的句式体系结构，就不能形成独立的文体，只能成为骈文或律诗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