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国家，仅从语词关系来看，国和家的关系就是如此血肉相连，密不可分；尤其是在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制社会时代，家是一个小小的王国，家长就是它的国王；国是一个大大的家，国王就是它的家长。因此，无论是国王还是家（族）长都有生杀予夺的至高权力；因此，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贯穿国与家；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理解，“治国必先齐其家”。

　　不过，进入现代社会，情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一方面，国已不允许实行家长制，另一方面，家已大大地民主化。”不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规范已成为过去，就是孝、悌观念也日渐式微，丧失了“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的基本条件。而且，“其家不可教而能救人者”的现象也不是“无之”，而是不难见到了，比如说，一个优秀教师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一些当政官员的公子以身试法等等。这类事情屡见不鲜，很是令人深思。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学》的这一章反复强调以身作则，要求“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指出“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这些思想却并不因为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失去光彩。它既是对“欲治其国者”的告诫，值得推荐给当政为官的人作为座右铭；也是对儒学“恕道”原则的阐发，可广泛应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作为我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有益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