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书战》为题，乃取“书信”之义，其要旨是阐述在对敌作战期间禁绝士卒与亲友通信往来，以防干扰和动摇部队斗志的问题。它认为，在与敌人对峙期间，如果允许士卒通家信，同亲友往来，就会因为言语不一而动摇军心，涣散士气。因此，“不可令军士通家书，亲戚往来”。人们知道，军心士气是构成部队战斗力的主要因素。一般说，军心稳定，士气高涨，部队就容易打胜仗；反之，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则必然要打败仗。本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故主张排除那些影响军心士气的不良因素，是不无一定道理的。然而，企图用禁绝与亲友通信往来的手段，来保持部队军心士气的稳定旺盛，显然这并不是积极的措施和可取的办法。因为，能够影响军心士气的并不在于通信往来此种形式本身，而在于通信往来的内容，是否能给士卒以积极向上的影响。事实上，一封激励杀敌立功的家信，或者一次鼓舞斗志的慰问活动，不但不会动摇军心士气，相反，则可能更加激发部队爱国热情和奋勇杀敌精神。其次，实际上，禁绝通信往来，既不容易完全做到，也不是提高军心士气的积极有效的办法。实践的经验表明，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广大士卒真正懂得为什么去作战和怎样去作战，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仇敌心理，才能使部队保持旺盛高涨的军心士气，才能使部队以奋勇杀敌的无私无畏精神去赢得对敌作战的胜利。这是我们阅读《书战》篇应当注意思考的问题。三国初期，东吴吕蒙率军袭取公安、南郡的作战，是吴蜀争夺荆州战役的组成部分。在这场军事角逐中，最后所以出现蜀败吴胜的结局，从作战指导上看，是各有其深刻原因的。当时，镇守荆州的蜀将关羽，虽是号称“威震华夏”的名将，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勇有余而谋不足的猛将而已。由于他缺乏统制一方的战略头脑和政治才能，因而既不知联吴抗曹战略的重要性，又不识吕蒙在甘言蜜词掩盖下的夺取荆州阴谋的危险性，在实践中完全处于盲目自大、孤立被动的地位。而吕蒙则抓住关羽刚愎自用、骄傲轻敌的弱点，采取骄敌、误敌之策，使关羽调走防御兵力，造成其后方空虚，为吕蒙奇袭成功提供了可乘之隙。同时，吕蒙在袭取公安、南郡两地之后，能够严格约束吴军不得侵扰民家，对关羽及其将士的亲属，采取了抚慰优容的正确政策，不仅派人登门问寒问暖，关心其疾苦，而且还允许关羽的使者给蜀军将士传递家信，等等。这对争取占领区的民心，瓦解蜀军斗志起了重要作用。这也是东吴能够最终夺取整个荆州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