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以《忘战》为题，从“忘战必危”的恶果出发，着重阐述和平时期加强战备的必要性。它认为，“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这是古代圣贤留给后人的最为深刻的教诲和告诫。

　　尽管天下太平无事，也不可以废弃武备；如果废弃武备，那么一旦外敌入侵，就无法抗击敌人，有效地保卫国家。为此，它主张，执国柄者应当“内修文德，外严武备”，把“讲武”、“习兵”作为制度坚持下去，切实加强战备教育，认真搞好军事训练。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我们，战争，作为历史的范畴，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必将是随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战争的危险性就依然存在。那种所谓“无敌国外患”的论调，在今天的社会中，乃是一种瓦解人们斗志的麻醉剂。本篇所强调的居安思危、不忘战备的思想，对于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唐玄宗李隆基统治后期，安禄山、史思明武装叛乱的发生，究其原因虽是多方面的，但是，以唐玄宗为首的封建统治者长期忽视战备，乃是导致安史之乱爆发和长期为害的一个重要原因。唐玄宗李隆基，本是唐代中期一个较有作为的封建皇帝，即位初期，他任用姚崇、宋璟等贤臣为相，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措施，出现了史称“开元之治”的和平稳定、持续发展的局面，从而把唐王朝推向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李隆基统治后期，他却一反常态地“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见《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过着“穷天下之欲不足为其乐”（见《新唐书·玄宗本纪》）的极端腐化生活，军政大权相继为奸相李林甫、杨国忠等人所操纵，致使朝政日非，军备废弛。这就给身兼三镇节度使而“阴有逆谋”（见《旧唐书·安禄山传》）已久的安禄山和史思明等人，发动旨在夺取唐朝政权的大规模武装叛乱，造成了可乘之隙。天宝十四载（公元７５５年）十一月，安禄山和史思明纠集兵力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于范阳镇（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发动叛乱后，不到半年时间，相继攻占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沦于叛军蹂躏之下。其后，唐王朝虽在人民广泛支持下，经过七年之久的艰苦曲折斗争，终于将此叛乱平息，但是，战乱却给社会经济以极大破坏，国家元气大伤，中央集权削弱，自此唐王朝急剧走向衰落和藩镇割据的分裂混乱局面。

　　如果说隋王朝是灭亡于隋炀帝的“嗜武好战，日寻干戈，征伐不休”（见前《好战》篇），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唐王朝的衰败则始于唐玄宗后期的“毁戈牧马，罢将销兵，国不知备，民不知战”。所以，牢记“好战必亡”和“忘战必危”这些古代著名遗训，乃是一切执掌国家大权者不可丝毫忽视的神圣责任。